做老板永远的“债务”，就是当员工过年阖家欢乐时，自己仍要默默居安思危。

过年是一种文化，它使中国人相信爆竹能驱邪，头香助好运。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能让我们的员工相信什么？这就是企业文化第三重门，也是最高追求：信。

信任：能取信多少人？能取信多久？

老祖宗说：人无信不立。因为离开信，人是没法活的。可要命的是，我们现在恰恰面临各种“信”危机。1950年代欣欣向荣，是“信念”之差：我们都信共产主义，但你是雷锋，我是群众；1980年代打开国门后，是“信仰”之差：你还信共产主义，他已信拜金主义了；等到本世纪，则已是“信任”危机了：一个彭宇案，几乎摧垮了社会大众最基本的道德堤坝。

我们正在猛批的日本，其实正是一面镜子。3年前春天的那场大海啸与核泄漏，几乎是“2012”的预演。因为有了微博，中国人第一次同步直播了这场天灾。最令国人震撼的，就是日本大众撤离险境时的秩序井然。

仅仅因为他们国民素质高？生活总是现实的。只有有了现实的保障，人的素质才能有保障。其实，日本人有秩序还是基于信任。

首先，他们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不会隐瞒。这样，政府怎样疏导，他们就会怎样遵守，不会有小道消息。之所以信谣传谣，本质是公权力自身信用下降造成的。

其次，他们相信基建，相信企业坚守品质。他们能在地动山摇中徐徐撤离，是相信在这一刻，这片房子是不会倒的！这是一种长期对品质、对责任的信任。在关键时刻，这种信任变现为一种秩序，诞生奇迹。

再次，他们相信彼此。他们知道周围每个人都会遵守秩序，而这样对大家都最有利。

日本人的秩序是靠信任积累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争先恐后”（我曾在卷首语里反思过），就是我们不相信组织，不相信彼此，不相信秩序的体现，是信任长期被践踏的结果。比如红会，当其官方微博的评论只有漫漫“滚”字时，那可不是因为一个郭美美，而是对他们长期辜负公益事业所积累的愤怒。

去年雅安地震时，“新辣道”曾短信告知会员要做赈灾义卖。但当我把这事拿到微博上讨论时，却发现争议极大。因为一再受伤的国人，已拿不准企业是真心赈灾，还是借赈灾促销了。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企业文化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取信多少人？并能取信多久？而基石，就是我们此前说的：真，实。

信仰：真的远离中国而去了吗？

信任，只是“信”范畴里的基础。对“信”的最高追求，是信仰。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朋友越来越少。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实力，无信仰”，别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事来。而反过来，一个有信仰的人或组织，其力量是无可限量的。

比如日本每年举行的盛和塾大会，我曾在现场见证过什么叫信仰的力量。当稻盛和夫出场时，全场几千人的热烈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文革。但我们是宣传出来的个人崇拜，而稻盛是实干出来的人格魅力。当那些获奖日本企业家从稻盛手中接过证书时，那种绝对100度而且持续很久的鞠躬，以及所表达出的虔诚与感恩，是在中国各种颁奖典礼上绝对看不到的。

中国也不是没有。在起源台湾、遍及大陆的慈济基金会中，我就充分感知到了“信”的温度。在闹中取静的慈济活动站里，人际氛围和大门之外就完全不一样，其中不乏企业家志工。他们信善，信爱，信行动。他们每个月都会起早贪黑、艰苦跋涉、心甘情愿去各个贫苦地区做调查和赈济，同时因此过得快乐，活得充实。

虽然中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有这一片真的天地，这一粒实的种子，这一群信的行者，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文化复兴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