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工厂给员工提供免费的粥，每次吃饭时用大桶盛着，再安排一个舀粥工给大家盛粥，员工一个一个排队拿碗接粥。但是这样下来发现有一个问题，舀粥工给每位员工舀的粥厚薄不均，和他关系好的就多舀一点，和他关系不好的就少舀一点；有些员工重复舀几次，粥很快不够吃；有时粥舀得很快，排队靠后的员工甚至都没有粥吃了。于是工厂想了一个法子，请了另一个员工监督舀粥工的工作，每次舀粥时这个监督工就和舀粥工一起工作，监督舀粥的公平和质量。一开始还管用，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监督工和舀粥工也熟悉了，舀粥工经常请监督工多喝一碗粥，于是监督也不管用了，舀粥的老问题又恢复了。工厂于是换了舀粥工，又换了监督工，但是总是过不了多久问题又重复出现。最后工厂决定多找几个监督工，一个监督一个，大家轮流督促，问题看似解决了，但是显然为舀粥这个事情增加了很多人力成本，机构也越来越臃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公司的机构臃肿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任何事情都靠监督来做，不是不可行，但是容易导致人员的迅速膨胀，人浮于事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因此一定还有其他更聪明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管理问题，最聪明的办法是依靠人性，其次是依靠流程，最次是依靠监督。上面舀粥工的故事，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就是只要规定舀粥工最后一个吃粥就可以办到。如果这个工厂能够规定好每碗粥的标准量，再规定舀粥工只能在所有员工都舀完粥之后，桶里还剩多少都可以归他吃，就根本不需要设置其他人来监督他工作，他自己就会控制好每一次舀粥的量，自己就能把握舀到最后还能给自己剩下多少粥。因为既然规定了每碗粥的标准量，那么如果舀粥工舀少了，员工就可以投诉他；如果他给某位熟人舀多了，就极有可能最后他剩不下多少粥给自己了。这样下来，舀多舀少和舀得过快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为什么重新设计了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省去设置监督工？因为这样的设计符合了人性，即人生来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任何制度都要在承认这个人性规律的基础上去设计，违背了它，就像违背了自然规律去办事一样，不可能把事情办好。
　　
　　由此想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管理问题，是不是也同样犯了和上面那个工厂同样的毛病？为了控制费用和成本，设置大量的监督岗来控制员工的行为，而不考虑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设置大量的监督岗和监督制度的后果就是，员工不但产生逆反心理（因为公司不信任），而且会想方设法规避这些监督，反而最后的控制效果很弱，并产生互相猜忌和投机取巧的企业文化。就像上面故事中的那个舀粥工和监督工，他们如果狼狈为奸，那监督的作用又何从谈起？如果再设置监督工的监督工，那机构臃肿和人力浪费就必然发生。
　　
　　老子的《道德经》上也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意思是说，国家颁布的禁令越多，老百姓就越无所适从，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法令虽然越定越严密，（但是因为人们总想方设法规避法令去追逐利益）犯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这就说明，如果追求法令的严密和严厉，那么对人性的要求就愈加扭曲，不但没有起到治理的效果，反而人人自危、盗贼蜂起了。公司的管理也一样，如果只追求管理的复杂和严密，要求员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而没有根据人性去设计尽量简单的游戏规则，其结果就一定是管理越来越混乱、机构越来越臃肿、开支越来越巨大、效益越来越低下。
　　
　　所以，管理不能只是“霸王硬上弓”式的压制，而应该像大禹治水一样讲究因势利导，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管理上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尽量简单，避免设置过多的禁令和监督条款，而改用顺应人性的制度。人性是什么？就是趋利避害。所有的人都不希望在过度监督和压迫的状况下工作，即使被迫工作，心里也不会愉快，总会想着如何反抗和投机取巧。只有理解人性，承认员工的利益需求，并将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通过某种游戏规则捆绑起来，再适当配置少量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样管理才会简单而有效，才能真正释放出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