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实际上代 工制是灵活用工，不可能长期发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楼继伟说。
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如果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企业支付的劳动成本将超过企业收益，如此一来，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快出的部分要大于其他国家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下降，工资增长也将无法持续。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我国新成长劳动率每年在递减，这部分人口的递减，使得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会放慢速度，要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这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变得困难。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垮掉了，一定的创造性破坏是需要的，这是进步的一种机制。如果过快的话的确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有点承受不起。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涨。
怎么办？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这一速度超过了同期GDP增长6.9%的速度。
“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需的是技术员工，而情况是，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说，如果员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则技能工人很难招。工资增长降低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培训，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楼继伟说。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长期时间内，我国工资增速是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的弥补。当然，当前面对经济下行，我们应研究如何增加用工灵活性，让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抱团取暖、共渡难关。这与劳动合同法并不违背。
蔡昉则强调可以通过稳定农民工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继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增强教育培训，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提高总和生育率，改善未来的人口结构和质量。大家都知道农民工有了户口没有后顾之忧就不会每年回老家了。所以，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中国工资水平还有足够上涨空间吗？
各国法定的税后最低小时工资，中国水平远低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单位：美元)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不能谈涨工资，工资又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认为，只要工资增长水平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这种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
据经济参考报初步统计，2015年各地公布的工资指导线相比2014年多持平或下调。例如，北京2015年工资增长基准线由去年的12%降为10.5%；上海2015年基准线为10%，较去年下降2个百分点；广东2015年基准线为8.5%，较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新疆、天津、山西、陕西这4省市基准线均下调了3个百分点，降幅最大。除了政府制定的工资指导线的下降，从机构调研数据也可以看出，经济增速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已经对薪酬增长造成影响。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仍有足够上涨空间，工资涨幅在5%至10%区间，符合中国经济真实现状。201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分别为6.6%和7.5%。这都是由于第三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与薪酬在增加，使得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至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中国老百姓“涨工资”的根据地转移到了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