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

“没个技术真不好混”

2月16日，大年初九下午，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虎坊桥人才市场见到了杨振（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他前一天晚上刚从辽宁老家到北京。舍不得花钱住旅店，在火车站将就一晚，初九一早，他就出发去了中关村附近的一个人才市场。虎坊桥，是他这一天的第四站。

这是杨振第一次尝试到北京找工作。“之前7年，我都在南京打工。”他一边看着告示栏里的招聘信息，一边说。在南京，做过流水线操作员、仓库装卸工……“都是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他自己总结道。

技术，是杨振反复提起的词。因为有高中学历，几年前，他还能在车间里受到一些领导的重视，但现在，“没个技术真不好混。”

由于辽宁在全省开展了普惠制就业培训，春节回家后，家人都劝杨振先学一门技术再外出务工。但左思右想，他还是买了南下的车票，“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再挣一年。”

习惯了南方的精巧，杨振一直感叹“北京太大”。他告诉记者，从去年起，南京的工作越来越难找，再加上北京离家近，就决定来碰碰运气。

下午的虎坊桥人才市场十分冷清。杨振和几个前来找工作的人员一起浏览了一些招聘简章，发现薪资稍高的厨工、司机等岗位都有技术门槛，而装卸工、硫化工的工资又难以接受。杨振看起来有点失望，这意味着今晚他又要在车站过夜。

缺乏技术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让用人单位招不到人。就在16日上午，一家消防安全设备公司的招聘代表刚来过。结果，问了不下30人，公司需要的4名维修工1个都没招到，“来应聘的都没有电工上岗证。”招聘代表无奈地说。

归来：

工厂南迁，为留京“裸辞”

相比于杨振的初来乍到，已经在北京工作5年的刘杰对找工作算得上“轻车熟路”。2月17日一早，刚下火车的刘杰提着行李就到了虎坊桥人才市场。一个双肩包，一个行李箱，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包，刘杰出门前就盘算好了：找到工作就“拎包上岗”，找不到，下午原样回保定的家，第二天再来。

春节前，31岁的刘杰在北京通州区一家化工厂做仓库管理员。两年时间，收货、发货、盘点等工作他都非常熟练了。每个月4000多元的收入，还包吃包住，他说自己对这个工作很满意。

但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刘杰所在的化工厂年后会南迁到广州，这让他在去年年底就做好了春节前离职的决定：“工作到处都有，但家只有一个呀。”

挤在找工作的人群中，刘杰告诉记者，工作地点是他最看重的。北京离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只要轮到休假，他都可以回家看望年幼的孩子和父母。

由于对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得心应手，刘杰还是把就业目标锁定在了这一领域。但连去了两天虎坊桥市场，他发现这样的岗位并不太多，“听之前的同事说，很多在北京的工厂都要向外搬迁，所以没什么招聘需求。”

2月20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市雍和宫人才市场再次见到了刘杰，“今天主要招聘销售”，依然没有收获的他准备乘车回家。他告诉记者，虽然暂时还没有着落，但他觉得按自己的经验，总会找到工作，“实在不行，4000元以下的工资也可以接受，只要在北京。”

“候鸟”：

上海的求职办法在北京不管用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在劳务市场，还是在电话里，很多人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都一样：你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吗？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工作，是许多农民工共同的困惑。

37岁的付师傅是上海人，因为父亲长期独自在北京生活，近几年他过起了频繁往来京沪的生活，两年前他还在北京做了大半年的送花员。今年春节前，为了照顾父亲，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再次来到北京，希望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他很快发现，曾经的求职办法在北京并不管用。据付师傅介绍，在上海，通过人社局下属的公共招聘网，可以轻松地筛选到符合自己预期的职位，实现有目标地求职。“但北京相关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就非常少。”

付师傅希望通过网站求职，但杨振却对网络招聘存有疑虑。据他回忆，在南京时，有好几次他通过求职网站找到的工作，工作内容都与招聘简章不符，甚至会出现拖欠工资的问题。“而且现在网上中介特别多，本就不多的工资还要扣掉一部分中介费，实在不划算。”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选择某个劳务市场的原因多是“朋友介绍的”或“网上搜索到的”，但对于该劳务市场的招聘特点和每日招聘的岗位却无从了解，白跑是常有的事情。

技术、地点、渠道，面对农民工在开年求职中遇到的问题，北京市雍和宫人才市场一位负责人建议，求职者首先应对自身有明确的定位，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陷，最好可以有针对性地掌握一门技术；此外，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了解北京各大劳务市场的招工特点，这样才能实现精确投放，提高求职的成功率。“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务工人员也可以多留意家乡的就业机会。”这位负责人最后说道。

元宵节已过，春节假期逐渐结束。像往年一样，许多人陆续赶回工作的地方，许多人也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广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一直是外出务工者、尤其是农民工重点考虑的地方。近几日，广州南方人才市场举办多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吸引了超过5万人进场求职。今年招工有什么新变化？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企业需求“三降”

广东虽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工资优势，但“用工荒”问题依然相对严峻。广州市人社局局长杨秦表示，预计年后用工缺口达到10多万人。

参加2月22日招聘会的广州泰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家具的企业，此次参加招聘会主要想寻找木匠和油漆师傅。虽较去年招聘的人数有所下降，但“来看的人多，报名的人少”。该公司招聘主管李先生表示，多数求职者未曾报名是因为觉得工资较低，其实公司今年各个岗位的薪资较去年都提升了20%以上。

“一般来说，年后招聘相对比较难。”南方人才市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来求职的人数有所增加，企业可选择的机会较多。

据媒体对广州今年春运期间异地务工人员返乡返岗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异地务工人员春节期间返乡率提升、返乡人数上升，增加28.24万人，返岗率基本持平；预测节后广州全市企业需补员18.91万人。而企业用工规模、招工规模、外出招工需求则呈现“三降”。

技术型人才欠缺

广东近两年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东莞的“机器换人”项目更是成为去年一度热议的话题。许多企业纷纷引进机械，导致一些传统的人工岗位供应并不多。

东莞科睿电器有限公司从去年开始引进机械生产工具，原来需要3个人完成的工作，如今只需要一个工人负责操作。“纯零部件组建操作的岗位需求不多，比较想找质量检测和管理类的人才。”该公司经理陈鹏告诉记者，电器生产出来需要质检，这是机械无法辨别的，这时候就需要技术过硬的工人来检测。公司正在组织培养传统工人，打算培训他们成为检测员；但因为引进机械后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检测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想新招入技术型检测员却并不容易。”陈鹏说，现在技术型人才缺口很大。

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广东机器人市场规模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随着广东产业的转型升级，部分传统手工岗位将有所淘汰，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将有所增加。而记者在人才市场遇到的求职者大都表示胜任不了技术含量高的岗位。

对此，广州市总工会为推动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高，开办了劳工大学堂，为来穗工作的广大农民工提供超过1400门免费课程，在提高工人技能的同时也着力提升工人综合素质。

求职者更加关注薪酬福利

求职人数有所增加，岗位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求职者对薪酬福利要求的降低。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在应聘中除了看重薪资水平，对住宿的关注也有所提高。

湖南中棚村的张阿妹今年35岁，年前辞掉了在广州的工作，想到广东中山或者东莞发展。“广州房租太贵了，工资虽然比较高，但算下来都是一样的，还不如去工资低一点的地方。”张阿妹说，中山有家工厂包住宿，工资比年前的要低800元，有签约的打算。

2月22日记者在南方人才市场遇到的陈师傅也有同样的顾虑。老家在江西的陈师傅是一名建筑工人，来广州找工作是看中了广州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陈师傅希望找到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广州机会多啊，想在这边发展，但是要找包住宿的。”陈师傅表示，除了住宿，自己还会关注企业的规模和信誉度。“我们这一行，拖欠工资很严重的，要仔细看。”

有专家认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招工优势已越来越不明显，许多农民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工作就去，现在会更多考虑住房、子女入学、生活成本等问题。

四川：包吃包住、工资高最重要，技能学习、在岗培训没要求

部分农民工择业短视：重“薪情”轻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打工思维阻碍农民工职业化发展

行业、工种可迁就，技能提升、在岗培训没要求……2月18日、19日两天，全国工会就业创业援助月活动分别在四川泸州、内江启动，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市的近400家企业和就业服务机构走进蜀地纳士，两场声势浩大的大型招聘会深受当地求职者欢迎。

然而《工人日报》记者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春节过后，不少进城务工人员虽急于寻找新的就业岗位，但思路普遍停留在以临时就业为主的“打工者”阶段，缺乏更为全面的择业意识和长远的就业规划，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的打工思维致使农民工难以实现职业化发展，亟须科学的就业指导。

纠结：

不愿意离家，不甘心回家

“没想好具体要做什么工作，但最好包吃包住，薪酬是第一标准。”2月18日的泸州招聘会现场，20岁的王中军表示对从事什么岗位并没有过高期待，但直至活动结束也没有寻觅到理想中的好工作。

连续两天的大型招聘会活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两地总计有万余人达成签约意向，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本土企业远比外地企业受欢迎，进城务工人员家门口就业倾向明显。

然而不少泸州和内江本土企业在招聘现场的最大感触却是：由于相同岗位，内陆可提供的薪酬水平远低于沿海地区，价格洼地下，进城务工人员的待遇从优心理导致他们虽不愿意离家，却也不甘心回家。

“家里赚得太少了，我已经买好了去深圳的票，还是决定回那边上班。”家住内江市资中县明心镇的段君，一大早就乘车赶到招聘会现场寻觅新的就业机会，今年41岁的她已经在杭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超过20余年，本打算在家乡找份工作，无奈难称心如意，“技术要求太高的做不了，工厂普工收入差距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孩子上大学花钱地方还很多，还是多赚些钱比较重要。

尴尬：

工作找不到，种地难糊口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王中军的迷茫、段君的尴尬都不是个案，而在他们所代表的的庞大农民工大军中，人到中年的进城务工人员所面临的尴尬尤为致命：在新经济形式下，因缺少一技之长而面临就业难；因不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统农耕手段无法获得较好收益，致使生活上难以为继。

“现在年纪大了，工厂一般都不愿意用，而自己身体又不行，工地上也做不了，难啊！”51岁的陈资友自去年回到内江农村老家后，便始终处于待业状态，由于过去长达30年的时间里都是在福建地区务工，陈资友对家乡的企业特点和用工需求十分陌生，再加之缺乏相熟人员的引荐，即便在家乡也很难找到一份令他觉得还说得过去的工作，而太久没有务农的他，也实在没办法从家里的半分土地里榨出能够养活全家的生计。

“现在想学点技术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年轻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些，只一门心思赚钱。”陈资友说，虽然他在较西部提早发展的沿海城市务工多年，但从事的绝大多数为相对底层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对能不能得到技能提升、获取岗位培训也很少在意，到现在可谓“老大徒伤悲”——工作找不到，种地活不起。

根源：

打工思维阻碍职业化发展

“上述问题皆为果，一个重要原因是打工思维阻碍了农民工职业化发展，致使相当部分务工人员陷入就业难、就好业难的困境。”吴应虎是广东巾帼伟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由于本次在四川两地的招工成果距预定目标相差甚远，他坦言“企业无工可招、工人无工可做”仍是现实难题，“农民工只看薪酬、不重提升的短视择业观亟须得到正确引导。”

据吴应虎介绍，农民工在职业选择面前呈现出两种极端表现：一种是不停更换工作，在待遇从优面前随时准备跳槽；一种是长期只干一行，不求变动。无论是哪一类务工者，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在初级培训满足自己的工序要求后，都很少会为农民工提供再培训机会，大多数务工人员最后异化为工厂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工”，无法实现职业化成长。

“最重要的是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深圳市580家政服务网络中心负责人夏放对此感触极深，家政行业近几年异军突起，该公司用工需求量极大，长远薪资待遇十分具有竞争力，但几乎不会有农民工愿意主动投入金钱和精力，为自己获取专业家政培训的机会，即便公司主动为已入职农民工提供阶段性提升的培训计划，务工者也会因对所从事职业缺乏认同感而极易流失，“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打工的，没有职业概念，更缺乏职业意识。”夏放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为生活而走出城市的一代农民工身上，就连已经开始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技术能力的80、90后农民工也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这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向新市民、新型产业工人的转变十分不利，而农民工如何走向职业化发展应是社会文明视角下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