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图可看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三个高峰期：

1949-1958年，建国后平稳增长期。新中国成立后还是鼓励生育的，直到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节制生育的声音开始出现；

1962-1975年，快速增长期。经历自然灾害后的中国，人口激增，政府对节制生育认真严肃起来，并在70年代提出“晚（晚婚）、稀（生育间隔3年以上）、少（不超过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1980-1994年，计划生育时期。80年代，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潮开始出现。1985年最后一波生育高峰过后，新出生人口降低到1600万左右。

几波生育高峰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爆发式增长，迎来“人口红利”期，也为承接世界工业制造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跃居世界第二。

相对应的，老龄人口比例超过10%，中国实际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再加上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个性独立、事业为上逐渐成为主流观念，城市里很多青年已经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与此同时，养育成本也在急剧上升。研究显示，生育成本排名前十位的城市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生育成本均在200万以上。当然，若将高房价再考虑进去，其成本更不止百万，一般普通家庭负担就很重了。

这些都成了实行全面二胎政策的背景。

人口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全面二胎政策，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劳动力人口，从而改善劳动力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对资产价格又有什么影响呢？

资产价格的涨跌根本在于供需关系，而供需的背后都是人口在支撑。理论上来讲，当人多商品少的时候，需求旺盛，商品遭到哄抢，价格暴涨；当人少商品多的时候，供给过剩，价格下跌。

但这里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基本需求类资产，如食物、衣服等能满足基本温饱的商品；二是在基本需求之上能带来额外收益的资产，如股票、股权、收藏品等。

对于基本需求类的资产，人口的多少对其价格影响不大。全球人口在稳定增长，部分地区甚至是负增长，而全球粮食、衣服的供应也基本稳定（除贫困地区较为匮乏），因此，基本需求类的商品价格不会遭到暴涨暴跌，依然是围绕其价值在上下波动。

而对于基本需求之上的资产，供应是一定的，且天然设定了门槛。一旦人们迈过温饱跨过门槛后，多数人将争抢有限的投资方式和机会，大量的需求将推升其价格上涨；反之，价格将下跌。

这里面有个奇葩，就是房地产，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房产本身属于“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中的一项，但如今的时代中，其金融属性却远大于居住属性。在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二线城市，供应不足导致需求难以满足，房价暴涨，只能逼政府出政策打压。